那套理性评估体系里，“亲情”大概是个需要被剔除的干扰变量。
谈那笔“救命钱”？表示感谢，然后询问如何“偿还”？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期限内？将这笔沉重的、无形的债务，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条款？尽管这听起来依然屈辱，但至少，清晰。知道底线在哪里，知道代价是什么，好过永远悬着一把不知何时会落下的、名为“恩情”和“评估”的利剑。
谈她们之间未来的“关系”？明确韩丽梅的“观察”和“评估”的边界在哪里？在公司，她们是总裁和员工，她接受并会努力履行员工的职责。但在私人层面，除了那笔“债务”，她们是否应该、以及可以如何互动（如果还有互动的必要）？是彻底切割，老死不相往来，还是维持一种极其有限、高度克制的、基于“血缘事实”的、最低限度的联系（比如，在父亲后续病情有重大变化时告知）？
她不知道韩丽梅会如何回应。可能会觉得她可笑，不自量力，试图用“谈判”来挑战既定的规则和评估体系。可能会用更冰冷、更理性的语言，将她所有的试探和诉求，再次归类、分析、驳斥，让她更加无地自容。甚至可能，根本不予回应，用彻底的沉默，宣告她连“谈判”的资格都没有。
但，至少，她尝试了。主动跨出了那一步。不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观察”、承受“评估”、等待宣判。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哪怕那声音微弱、颤抖、充满不确定。这本身，或许就是周晓芸所说的“把自己当个人”的一部分——拥有表达的意愿，哪怕可能被无视、被驳回。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藤蔓一样，在她心中疯狂生长、缠绕。恐惧、羞耻、对可能后果的忧虑，如同冰冷的潮水，试图将它淹没。但另一种更原始、更强烈的冲动——对现状的极度不耐，对被动处境的深深厌恶，以及对“厘清”和“边界”的近乎绝望的渴望——支撑着这株幼苗，在冰冷的潮水中顽强地探出头。
她需要谈。必须谈。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夜，越来越深。窗外城中村的喧嚣渐渐平息，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的犬吠和模糊的音乐声。屋内的闷热依旧，汗水浸湿了她单薄的衬衫，黏腻地贴在皮肤上。
她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动作太急，带得椅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她在狭窄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焦躁的兽。几步走到墙边，又猛地折返。心跳得很快，手心再次被冷汗浸湿。
怎么谈？打电话？不，她绝没有勇气直接听到韩丽梅那冷静的声音。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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