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钱和多少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们的租约、税费、安保。
还有那些公司。德国的精密机械，瑞士的微型刀具，意大利的奢侈品包装……他连这些行业是做什么的都不甚了了，更遑论去理解持股比例、董事会席位、企业估值。他只知道，这些公司正在某个遥远的国家运转，生产着东西，雇佣着人，赚着钱或赔着钱，而他的“祖父”通过复杂的离岸结构，拥有着它们的一部分。现在，这一部分，可能要转移到他的名下。
这感觉，不像继承财产。更像是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强行塞给了一艘正在远洋航行的、结构复杂的超级油轮的船长室钥匙，同时被告知，这艘船正航行在布满暗礁、海盗和风暴的海域，船上的燃料、补给、船员、航线、乃至船本身的法律归属，都是一团乱麻，需要他立刻学习如何驾驶，并解决所有问题，否则船会沉，他也会死。
而他，只是一个昨天还在小池塘里划着破木筏、差点淹死的落水者。
压力。冰冷的、实实在在的、关乎生死（至少是财务生死）的压力。这压力不再仅仅是情感上的屈辱或生存的焦虑，而是混合了法律、财务、安全、管理的、多维度的、专业性的重压。
他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和一种近乎本能的退缩。他想把自己缩回那个“旧陈默”的壳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继续去工业园录入数据，为一天一百多块钱挣扎，为母亲的医药费和下季度房租发愁。至少那个世界，虽然痛苦，但规则简单，压力具体，是他熟悉并能（勉强）应付的。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他掐灭了。退不回去了。血缘确认了，法律程序启动了，清单也看到了。他已经站上了那艘“油轮”的甲板，无论他愿不愿意，能不能，船已经开始动了。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快学会如何不让自己和这艘船一起沉没。
他想起了那十二个字。在眼前这庞大而冰冷的现实面前，那些人性的、人际间的“毒”，似乎变成了可以暂时搁置的、次级的问题。王海、刘莉、林薇、表弟、亲戚、甚至母亲……他们的“嫌、笑、欺、逼”，与这艘“油轮”所面临的深海风暴和冰山相比，更像是甲板上的几只吵闹的海鸥。
但这不意味着那些人不再重要。只是处理的优先级和方式需要调整。等他先稳住这艘船，学会基本的航行，腾出手来，那些“海鸥”，或许只需要一声汽笛，或者一道微不足道的浪花，就能解决。
他需要专注。专注于眼前最紧迫的：保密，安全，法律程序，税务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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