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法律援助。或者，你们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凑钱请一个律师，分摊费用。这是你们自己的事。”王海继续道，不留任何余地，“至于我们，我们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调查，等待结果。其他的，无能为力。另外，二舅妈，我提醒你，也请转告其他亲戚，根据刑法，非法集资参与人，其损失自行承担。你们当初是自愿参与，甚至是主动追着王小斌投资的。现在出了事，追究王小斌的刑事责任没问题，但想把损失转嫁到我们头上，或者用骚扰、威胁的方式逼我们拿钱，是违法的。上次的事，我们报了警，有记录。如果再有下次，我们不会客气。”
他的话，冷静，强硬，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也暗示了某种“背后有人”的底气（至少他希望对方这么理解）。这显然超出了二舅妈的预期，也超出了她准备好的哭诉剧本。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王海以为对方已经挂断了，才传来二舅妈有些干涩、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惧意和怨恨的声音：“好……好，王海，你厉害。你六亲不认，我们高攀不起。就当我们没打过这个电话！”
嘟——嘟——嘟——
忙音响起，电话被挂断了。
母亲握着手机，呆呆地坐在那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说不清是心疼亲戚的遭遇，还是对儿子如此决绝态度的无措，亦或是想起自家那五万块钱和这些日子担惊受怕的委屈。父亲走过来，拿过手机，放在一边，叹了口气，拍了拍妻子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王海看着父母，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的话很冷酷，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但他必须如此。陈默的庇护是暂时的，也是危险的。他不能再给那些亲戚任何幻想，任何软弱的可乘之机。他必须让他们清楚，哭诉、哀求、道德绑架，在他这里统统没用。他们必须自己面对自己酿下的苦果。
二舅妈的这个电话，像是一个风向标。它表明，在经历了最初的疯狂围堵和正面冲突后，在某种未知的压力或“提醒”下（王海猜测是陈默的手段开始起作用），亲戚们的策略正在转变。从赤裸裸的威胁和索取，变成了打亲情牌、卖惨哭求。这或许意味着直接的暴力骚扰会减少，但软性的、更令人心烦和难以应对的情感勒索，可能会增多。
而且，他们提到了“请律师”。这说明，在绝望中，他们开始尝试用相对“合法”的途径自救。这或许是好事，至少能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王海家转移到王小斌的案子本身和法律程序上。但凑不齐律师费，又会将他们逼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会怎么做？互相指责？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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