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严重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互助组和互助社这一类群众的自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分配格局与我们施行合作经济所期望达到的基层权力结构和分配格局大相径庭。”
“我们所期望的，是贫农或新中农在合作经济下的各类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使我们的合作经济，能够优先满足他们的利益，但在群众的自组织中，虽然会有一部分中农或贫农依旧在领导成分中占据绝大多数，担任组长、社长等职务，但实际领导权却完全掌握在富裕阶层之中。”
“一些富农，甚至以前的官绅地主，在我们的基层推选之中是受到压制的，但他们通过建立群众自组织，在生产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继而控制基层的实际控制权，又变回原来的地主富农做主导、中农贫农做附庸的局面，甚至于将贫农完全排除在外。”
“特别是在那些生产茶叶、蚕丝等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和销售关系、分销途径的经济作物地区，富农、前地主和城市下乡的工商业者因为和城市里有关系、有销路，技术工人有技术、有经验等等，往往占据重要地位，而贫农担负起领导责任，往往需要借助政策的扶持和上级干涉，也没有现成的关系网和销售途径可以用，往往就会被想要发家致富的村民视为‘无能’，甚至于上级都会视其为‘赔钱货、麻烦精’。”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出现‘富找富’、‘兵对兵，将对将’的情况，排斥贫农进入群众的自组织之中，我这次考察的时候，甚至有百姓直接就对我说‘贫农多了，互助社就办不好’！甚至于我们红营干部或基层组织参与和领导的一些互助社，还会专门把贫农挑选出来，让他们自己去搞‘杂乱组’，有些地方甚至还明确规定家产多少以下、田地多少以下的，不能入组。”
“其次还有分配的问题，我们发展合作经济，理想的分配模式自然是按劳分配，合作社中的计工算账就一直是以劳力为主的分配原则，一般是规定‘劳六土四’，也就是说劳动力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比例为六四分。”
“但在群众百姓的自组织之中却完全不一样，因为劳动力并不稀缺，而土地、牲畜、新式农具和机械、生产技术、城市和工厂关系、政策等等生产资料更为稀缺，自发地分配格局，便形成了越是拥有稀缺的生产资料的富裕阶层，就越是占据分配的主导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还发展出一些富裕阶层并不下乡入组，仅以生产资料入组分红，自己则从事副业或在外经商，由此又形成组内广泛的雇工现象，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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