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组合成为后世最公认的“五帝”版本，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叙事。
二、侧重“文明开创”的“伏羲、炎帝、黄帝、少皞、颛顼”组合。
这一组合以《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为代表，其特点是将“三皇”中的伏羲（大皞）纳入“五帝”体系，更强调“文明起源”的脉络：
《礼记·月令》：作为儒家经典《礼记》的重要篇章，《月令》按四季十二月记录天文、物候与礼仪，其中提到的“五帝”为大皞（伏羲）、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伏羲作为“发明八卦、教民结网渔猎”的始祖，炎帝作为“教民农耕、尝百草”的开拓者，黄帝作为“统一部落、发明器物”的领导者，三人共同代表了华夏文明从蒙昧到开化的关键阶段；少皞与颛顼则代表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这一组合更注重“文明演进”的逻辑。
《吕氏春秋》：其“十二纪”中的“五帝”划分与《礼记·月令》基本一致，只是将“大皞”写作“太昊”，本质上是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称谓，进一步强化了“以文明开创者为核心”的“五帝”叙事。
三、以“少皞为开端”的“少皞、颛顼、帝喾、尧、舜”组合。
这一组合以《尚书序》（伪古文《尚书》的序言，作者不详，成书于魏晋时期）和《帝王世纪》为代表，其核心是将少皞（少昊）置于“五帝”之首，替代了传统组合中的黄帝：
《尚书序》：作为解读《尚书》的重要文献，《尚书序》开篇即提出“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其中“五典”对应的“少昊、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便是这一“五帝”组合的源头。
《帝王世纪》：西晋皇甫谧编撰的上古史专著，在《尚书序》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记载了少皞、颛顼、帝喾、尧、舜的生平事迹，将少皞描述为“黄帝之子，以鸟名官，治理西方”的重要首领，赋予其“五帝之首”的正统地位。
由于《尚书》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崇高经书地位，这一组合在魏晋以后的史籍中也被广泛采用，成为与《史记》版本并列的重要“五帝”体系。
其他非主流“五帝”组合
除上述三类主流组合外，不同典籍还记载了一些非主流的“五帝”划分，进一步体现了“五帝”概念的多元性：
《战国策》：以“羲（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这一组合直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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