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学者的研究，对其重视程度都相对不足。从古代视角来看，封建正统观念的主导下，史家更倾向于将刘邦建立汉朝视为“天命所归”的正统延续，六国复国势力作为短暂存在的割据力量，被视作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插曲”。例如，传统史学多聚焦于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帝王气象，以及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而将六国复国势力简单归为“诸侯纷争”的混乱局面，未能深入挖掘其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动因。
从现实影响角度分析，六国复国运动最终未能实现长久的政治独立，各诸侯国在楚汉相争的浪潮中纷纷覆灭，未能在汉代统治体系中留下显著的制度性遗产。汉代建立后，推行郡国并行制，虽保留部分封国形式，但与六国旧制已有本质区别，中央集权成为主流趋势。这使得六国复国运动在历史的叙事中，逐渐被淡化成无关宏旨的片段。加之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汉承秦制”的历史连续性，进一步削弱了六国复国运动的历史地位。
在史料记载层面，司马迁的《史记》虽被誉为“史家之绝唱”，但其叙事重心明显偏向项羽与刘邦两大阵营。《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以宏大的笔触，详细描绘了楚汉争霸的壮阔图景，从巨鹿之战的破釜沉舟到垓下之围的四面楚歌，将二人的命运纠葛刻画得淋漓尽致。相比之下，六国复国势力的记载则显得零散而简略。书中仅为魏豹、张耳、陈馀、田儋等少数人物立传，且多聚焦于他们与楚汉两大集团的关联，对于赵王歇、韩王成等六国旧贵族的复国历程、政治主张及社会影响，缺乏系统深入的描述。这种叙事方式，使得后世对六国复国运动的认知，长期停留在碎片化的印象之中。
事实上，六国复国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背景。秦朝统一六国后，虽在政治上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局面，但原六国地区的民众对故国仍怀有深厚的情感认同。秦朝推行的高压统治政策，如繁重的赋税、严苛的律法，以及对关东地区的歧视性管理，不仅未能消弭地域间的文化差异，反而加剧了六国遗民的反抗情绪。当陈胜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点燃反秦烽火后，六国旧贵族凭借其家族声望、政治资源与地方影响力，迅速成为复国运动的核心力量。
赵王歇是战国时期赵国贵族后裔，在陈胜起义后，被张耳、陈馀等拥立为王，重新建立赵国政权。赵国军民因对秦朝统治的不满，纷纷响应复国号召，短时间内集结起可观的军事力量，成为北方反秦的重要据点。韩王成则是韩国王室后裔，在张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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