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豪”案件的成功，让徐曼曼在基金会内部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但更重要的是，这起案件让她深刻地认识到，单靠个案诉讼，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每一个胜诉的案件背后，都有无数个尚未浮出水面的受害者。她需要从更高层面，推动制度的变革。
她决定，从一名援助律师，转型为一名立法推动者。
一、转型的契机
转型的契机，来自一次与寒晓东的深夜谈话。
案件胜诉后的第三天晚上，徐曼曼和寒晓东坐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天台上，喝着茶，聊着天。北京的夜空，难得地清澈，可以看到几颗星星在闪烁。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寒晓东问。
“我想继续打官司。”徐曼曼说，“还有那么多受害者，需要帮助。”
“打官司，能救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但你能救得了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吗？”
徐曼曼沉默了。
“立法，才能救更多的人。”寒晓东说，“一部好的法律，可以保护成千上万的人。你现在有经验，有能力，有影响力。你应该把精力，放在推动立法上。”
二、角色的转换
徐曼曼接受了寒晓东的建议，开始将工作重心从个案诉讼转向立法推动。
她不再亲自出庭代理案件，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反情感操纵法》草案的完善和推广中。她利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对草案的每一条款进行了细致的推敲和修改。她还利用自己的媒体影响力，在各种场合为草案发声，争取公众的支持。
“转型不是放弃。”徐曼曼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转型，是为了做更大的事。”
三、立法的瓶颈
但在推动立法的过程中，徐曼曼遇到了一个瓶颈。
草案的条款，虽然在技术上已经很完善，但在政治上却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一些保守派的议员，对草案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情感操纵的定义过于模糊，可能会被滥用。还有一些利益集团，暗中阻挠草案的推进。他们担心，草案的通过会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和法律风险。
“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徐曼曼在策略会上说，“不仅是公众的支持，还有政治上的支持。我们需要找到那些愿意为我们发声的议员，需要争取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派。”
四、议员的争取
徐曼曼决定，亲自去拜访那些关键议员。
她首先拜访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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