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掉，不能说给任何人听。
他发动车子，驶离刑警队。
凌晨三点的江城很安静，马路上几乎没有车。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从车窗外掠过，像某种缓慢的心跳。沈砚开着车，沿着江边走。江面上有货轮的灯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他没有回家。他把车停在江边，下车，靠在护栏上，点燃了一根烟。
他不常抽烟。只有在特别累的时候才抽一根。
烟雾在夜风里散开，很快就消失了。他看着江面，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又好像什么都在想。
父亲的脸在烟雾里闪了一下。
沈国栋。市一院的外科医生，温和、严谨、有点固执。他记得父亲的手 —— 那双拿手术刀的手，很稳，很干净，冬天会裂口子，母亲会给他涂凡士林。
父亲死的那天，他放学回家，看到门口停着警车。他推开门，看到父亲躺在书房的地板上，血从手腕流出来，漫过了他写了一半的论文。
遗书在桌上。字迹工整，和父亲平时写病历的字一模一样。
“我因医疗事故致患者死亡，愧疚难当，以死谢罪。“
那时候他十岁。他不懂什么是医疗事故，不懂什么叫愧疚难当。他只知道父亲不会再给他讲睡前故事了，不会再在他考了满分的时候带他去吃肯德基了。
后来他长大了，学了医，当了法医。他见过太多自杀的尸体，他知道一个左手握力不足三成的人，不可能用左手割开自己的右手腕。
但他什么都没说。
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用。一个十岁孩子的怀疑，在一份 “证据确凿“ 的自杀结论面前，什么都不是。
直到他二十二岁那年，第一次独立解剖，手指触碰到死者的皮肤，残响第一次涌入他的大脑 —— 他才意识到，也许他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找到答案。
烟头烧到了手指，沈砚回过神来，把烟头掐灭，扔进垃圾桶。
他拿出手机，翻出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他存了很多年，从来没有拨过。
老陈。陈建国。退休法医，他的恩师，也是当年给他父亲做尸检的人。
沈砚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最终还是把手机收了回去。
还不是时候。
他需要更多的证据，更完整的链条。他不能仅凭一个 “启明“ 和一个 “钱坤“ 就去翻十年前的旧案。
但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第二天早上八点，沈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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