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授二十七年，春。
京城，太庙。
这里没有香烟缭绕，没有钟鸣鼎食，取而代之的，是数千张整齐排列的课桌，和朗朗的读书声。
萧珩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前，手里拿的不是祭文，而是一本崭新的教科书——《国语》。
台下，站着满朝文武，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政大员。
“朕今日来此，不是祭孔，而是问道。”
萧珩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内回荡。
“问道于民，问道于新。”
“过去两千年，我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之乎者也。这没错，这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体’。”
“但是，”萧珩话锋一转，目光如电，“光有根，长不出参天大树。光有体，造不出坚船利炮。”
“洋人的声光化电，洋人的逻辑法理，那是‘用’。”
“朕要推行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文化运动。”
“我们要保留仁义礼智信的民族魂，但我们要换掉那副迂腐酸臭的旧皮囊！”
……
天授二十八年，夏。
上海，商务印书馆。
印刷机轰鸣作响，一本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籍被运送往全国各地。
这不是线装书，而是横排版的铅印书。
封面印着四个大字——《新青年》。
主编室里，一位戴着圆眼镜的青年正在奋笔疾书。他叫陈独秀（化名），是萧珩亲自点将的文化旗手。
“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必须请进中国。”
“我们要打倒孔家店里的僵尸，但我们要供奉孔夫子心中的良知。”
“文学革命，不仅仅是换一种说话的方式，更是换一种思考的方式！”
与此同时，在街头巷尾，白话文报纸《大萧日报》正在被抢购一空。
“号外！号外！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官方通用文字！”
“以后写信不用‘父亲大人膝下’，直接写‘爸爸你好’！”
“以后写文章不用‘盖闻’，直接写‘我认为’！”
老百姓们看着报纸，虽然有人皱眉，但更多的人，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识字，变得容易了。
知识，不再是士大夫的专利。
……
天授二十九年，秋。
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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