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眼下不一样了——
那个人现在就坐在金陵的奉天殿里，离他不过几千里路，而且随时可能拿他开刀。
说不定明天，说不定后天，说不定就因为他在街上念了一首平仄不对的诗。
上面有洪武皇帝这样的狠人当政，底下的人能不如履薄冰、夹着尾巴做人吗。不是不想挺直腰杆做人，挺直了就会被砍掉脑袋。挺直有挺直的代价，弯腰有弯腰的理由，这个道理在洪武朝比任何一条成文律法都更加铁打不破。
解缙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这个动作他完全是无意识的，脖子往下沉了半寸，正好把他还没想清楚的那些疑虑连头带尾地藏进了衣领里。
他想起了前不久在暮云镇听叔父提过的“逸民案”。案子一开始的意图并不坏——皇上要拘捕那些欺行霸市、为非作歹的青皮无赖，本意是为民除害，是好事，是仁政。
但问题在于，洪武朝的政治生态是高压的，上到朝堂下到地方，文武百官人人自危。
每个人都在害怕——怕自己抓得不够多、杀得不够狠，怕同僚参自己一个“办事不力”，怕奏折上的红笔批示，怕锦衣卫半夜敲门。
于是这些官员为求自保，宁可错抓三千，也绝不肯放过一个漏网之鱼。
最后惨的是谁？
惨的是无辜百姓——挨了板子、交了银钱、受了冤狱，甚至赔上了性命，丢了家园。
衙门里多一个数字，世上就少一个家。
眼前这位在江上漂了一辈子的瘦削老人，就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哪怕有皇帝的圣旨，哪怕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盖着玉玺、落了年号、一笔一划都是真金白银的皇命——
可谁又敢保证这位嫉恶如仇又反复无常的皇帝陛下将来不会翻旧账？
他是真不追究还是假不追究？
现在不追究，三年后呢？
五年后呢？
十年后呢？
没有人知道。
于是出现了这世上最荒诞的一幕：上面皇帝宽宏大量，既往不咎，表现了一国之君应有的大度；下面的官员却对他的旨意置若罔闻，装聋作哑，该怎样还怎样。
因为装聋作哑最安全——什么也听不见，就意味着什么也不用做；什么也不用做，就意味着什么错都不会犯。
这就是洪武朝的为官之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孟老汉停下桨，把桨搁在膝盖上，腾出手来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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