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和柏辽兹的缺席令人感慨，但是在一个黄金吝啬地隐藏自身的时代，我们不应该轻蔑地批评流通中的白银。
而在此刻，巴黎的音乐厅犹如被某种无形的瘟疫入侵，人人嘴里喊着“李斯特”，仿佛这名字就是某种救命的祷词。可笑的是，那些自命不凡的音乐记者，竟然心甘情愿做起了李斯特的传教士。
他们在报纸专栏里写下长篇累牍的谎言，把他的咆哮称作天籁，把他的眩晕叫作陶醉，把他的疯狂形容为灵感。这些纸张一旦传到外省，那里的乡绅们便以为巴黎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宗教，信徒是绝望的妇女，神迹则是听众的集体性昏厥。
然而，我必须再次声明，我并不是要否认李斯特的才能。我只想指出，这种才能如果继续以这种方式耗散下去，迟早会像廉价的焰火一样熄灭。它只能照亮巴黎的一夜，却无法温暖整个欧洲的冬天。
与之相比，塔尔贝格的艺术就显得更加稳健。
他在艺术上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机智。他的演奏如此绅士，如此富裕，如此得体，如此毫不矫揉造作，毫无那种掩饰内心沮丧的自吹自擂，而这种沮丧我们在某些演奏家身上却屡见不鲜。
健康的女性都爱他。病弱的女人对他同样深情，尽管他没有用钢琴演奏前的癫痫发作来博取她们的同情，尽管他既没有让她们兴奋也没有让她们激动，他并不像李斯特那样需要一群晕厥的女听众来证明自己的伟大。
他安静地坐在琴前，让十指织出一张轻纱般的网，把旋律温柔地罩在听众头顶。他的演奏没有烟火，却有炉火，没有癫痫，却有秩序，没有呼喊，却有回声。
他的艺术是真正的资产，不是可以随意挥霍的纸币。
健康的女士们爱他，病弱的女士们也不讨厌他，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我只喜欢一个人胜过他，那就是肖邦，但他更像是一位作曲家，而非一位演奏家。听肖邦，我完全忘记了他精湛的钢琴演奏，沉浸在甜蜜的深渊之中。他的音乐，在痛苦的甜蜜中，既深刻又温柔。肖邦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作曲家，他应该与莫扎特、贝多芬或罗西尼相提并论。
不过，我必须提醒读者们一个容易被遗忘的事实：这位如今在巴黎赢得不少喝彩的塔尔贝格，当年在伦敦爱乐协会里，还只是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替补钢琴手。
是的，当时只有黑斯廷斯缺席，塔尔贝格才会得到上场的机会。
巴黎人或许会觉得这只是偶然，但是在伦敦人眼中，这却是对实力最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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