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记得前些日子里她找妇产科医生检查时的模样,那是她第一次鼓起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处境,却险些被医生的话击垮。那日她本是铁了心要堕胎的,站在医院的走廊里,脸色苍白得像纸,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纸巾,眼神里满是决绝与绝望。她觉得自己年轻,觉得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觉得无法面对日后的流言蜚语,更无法面对那个尚且不知内情的男友。可医生的一番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她所有的决绝,也给了她沉重一击。医生拿着检查单,语气严肃地告诉她,她的**内膜本就偏薄,若是此番做了刮宫引产手术,**会再受重创,日后想要再怀孕的几率,小到几乎为零。
“几乎没有可能做母亲”,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狠狠扎进了果儿的心里。她从未想过,一次看似寻常的抉择,竟会让她永远失去做母亲的资格。那是对一个女人最致命的打击,比任何指责、任何艰难都要残酷。从医院出来时,她在路边哭了很久,寒风刮得她脸颊生疼,眼泪落在地上,瞬间就冻成了小小的冰粒。何况她在娘家里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也就是从那天起,她改变了主意,无论前路有多难,她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心里又酸又喜。喜的是,那个小小的生命得以保全,我不必再为失去他而遗憾;酸的是,果儿要独自承受这一切,要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默默孕育这个秘密。我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三百块钱,塞进果儿的手里。那钱是我攒了许久的工资,不算多,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拿着,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我看着她推辞的模样,又把钱往她手里塞了塞,“别舍不得,你身子好了,孩子才能好好的。”果儿的眼眶红了,那三百块钱被她攥在手里,温热的触感,像是冬日里的一抹暖阳,暖了她的手,也暖了她的心。
腊月的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街上的年味越来越浓,家家户户都开始贴春联、挂灯笼,鞭炮声也渐渐多了起来。我依旧往返于汉城与马伏山之间,偶尔抽出时间,便去汉龙宾馆看果儿。有时带一袋岳母蒸的白面馒头,有时带几斤新鲜的苹果和橘子慰藉,有时只是陪她在后院坐一会儿,说说话。她话不多,大多时候是听我说着马伏山的事,说着清流学校的孩子,说着朱玲的近况,她就安安静静地听着,偶尔嘴角会泛起一丝浅浅的笑意。
她的男友偶尔会给她打电话,电话里的声音隔着千里迢迢传来,带着贵州口音的问候,关切地问她在县城过得好不好,叮嘱她注意身体。果儿总是笑着应答,语气轻松,丝毫看不出异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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