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陆诚翻到第四份笔录时，他的手指，停住了。
那是一名叫做“王乐”的七岁男孩的失踪案笔录。
孩子的母亲在极度慌乱中，对记录员哭喊着一句话：“……他说要去同学小明家玩的，他们约好了的！我亲耳听见的！可我刚给小明妈妈打了电话，她说王乐根本没去！他骗了我！这个小兔崽子为什么要骗我啊……”
这句话，在当时被办案人员归类为“孩子贪玩说谎，未按约定前往目的地”。
这很常见，调查方向也因此转向了孩子可能去的其他娱乐场所。
陆诚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继续往下翻。
第六份笔录，失踪的是一个叫“李思思”的六岁女孩。
她的父亲在笔录中提到：“……她说老师让她放学后回学校一趟，拿一张画画比赛的通知单。我当时还纳闷，怎么放学了才让回去拿。可她说得信誓旦旦，我就让她去了……结果，学校说根本没这回事！”
同样，这句话也被当成了孩子为了出去玩而编造的借口。
陆诚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他翻到了最后一份，第八份笔录。失踪的是年龄最小的四岁男孩“周宝宝”。
他的奶奶在笔录里，用带着浓重方言的口音，反复念叨着：“……宝宝说，要去巷子口等妈妈，说妈妈下班会给他买糖葫芦吃……可他妈妈那天加班啊！根本不可能去接他！这孩子，怎么就自己跑出去了呢……”
看到这里，陆诚缓缓地合上了卷宗。
他抬起头，看向一直紧张注视着他的刘波。
“刘队，”陆诚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刘波的心猛地一跳，连忙追问：“什么问题？”
“这八个孩子里，有三个，在失踪前，都对家人说过一句话。”
陆诚将那三份笔录抽了出来，并排放在桌上。
“王乐，说要去同学家。”
“李思思，说要回学校找老师。”
“周宝宝，说要去巷口等妈妈。”
刘波看着这三句话，眉头紧锁，脸上带着不解：“陆诚同志，这个我们当年就注意到了。这三个地点，学校、同学家、巷口，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相隔很远。我们分析，这应该是孩子们为了出门玩，随口编的谎话。”
这是当时专案组的一致结论，合情合理。
“一个孩子说谎，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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