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支付薪俸,经吴先生等人集中培训后,分派各蒙学堂任教。其待遇,可比照州衙普通吏员。”
学正闻言,面露难色:“部堂,此举善莫大焉。然设立众多蒙学堂,馆舍、师资、束脩(此处指官方支付的薪俸)所费甚巨,州衙财力恐难支撑……”
朱炎早已虑及于此,答道:“初期可于州城及数县试点,馆舍或可借用官产、祠庙,或由地方士绅捐建。师资亦不必一步到位,可逐步扩充。所需经费,可由州衙从新增商税、或官营工坊利润中划拨专项。此外,亦可鼓励富户商贾,以‘捐资助学’之名,认捐蒙学堂建设或运作,州衙予以褒扬,其子弟入学或可优先。”
周文柏补充道:“部堂,还可规定,蒙学堂学子,需缴纳少量学杂费用,用于笔墨纸砚及学堂日常维护,如此既可减轻官帑压力,亦可使百姓珍惜就学机会。然需设定标准,对贫寒子弟,应予减免。”
“此议甚妥。”朱炎点头,看向吴静安,“吴先生,蒙学堂之课业,亦需革新。不能止于《三字经》、《百家姓》之背诵。需以你试行之新法为基础,编纂一套蒙学堂专用蒙书,将圣贤大道、日用常行、信义勤勉、乃至简单的算学识数、本州地理风物、保甲农商之要,皆融汇其中,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此事,便由你主持。”
吴静安激动得脸色微红,深深一揖:“静安定当竭尽驽钝,编撰新教材,不负部堂重托!”
“教材编撰完成后,交由官刻坊统一刊印,确保内容规范。”朱炎最后强调,“蒙学堂之设,非为速成,乃百年树人之计。我要让信阳的孩童,自启蒙始,便知何为仁爱,何为信义,何为勤勉,亦知脚下土地之情形,身边世事之变迁。如此,十年二十年后,方有新一代明事理、有担当之民。”
“蒙学堂议”既定,州衙便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学正与户房开始核算经费、勘选馆舍;吴静安则带着几名助手,闭门开始编撰蒙学新教材;而关于设立蒙学堂及招募“蒙学教习”的告示,也很快张贴出去,在士子与民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一些开明士绅认为此乃教化大兴之兆,表示愿意资助;一些年轻士子则看到了新的晋身途径,跃跃欲试;当然,亦有保守者私下非议,认为此举过于急进,且让贫寒子弟与富家子一同启蒙,有违“贵贱有别”。
朱炎对此充耳不闻。他知道,教育权的下移与标准化,是打破阶层固化、开启民智的关键一步,阻力必然存在。但唯有从根基处着手,才能为他理想中的新秩序,培养出最广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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