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他们母子之间的隔阂，便愈发深重，仿佛隔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冰冷深渊。
“我怎么能……我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王淑芬痛苦地摇着头，泪水再次决堤，“我骂他一无是处，可转过身，他就用自己的命，去做了一件……一件我们这辈子都做不到的、顶天立地的大事。”
“我骂他败家子，可他连命都舍得，又怎么会真的在乎那些钱？我们总以为，他要的是跑车，是名表，是花天酒地的生活……可我们错了，错得太离谱了。”
她抬起泪眼，看向那份红色的通令，又看向病床上的儿子，声音嘶哑而绝望。
“国栋，你说……他是不是恨我们？他肯定恨我们。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像父母一样，去关心过他，理解过他。我们只会在他闯祸之后，用钱去摆平，然后用最刻薄的语言去羞辱他。我们……我们根本不配做他的父母。”
这番锥心刺骨的话，像一把利刃，也狠狠地捅进了林国栋的心脏。
他没有说话，只是站起身，走到隔离窗前，将宽厚的额头，轻轻地抵在冰冷的玻璃上。玻璃的寒意，顺着皮肤，渗入骨髓，却无法冷却他内心那股灼热的、翻江倒海般的悔恨。
“你说的对，我们不配。”
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得如同从胸腔深处发出的闷雷。
“送他那辆法拉利，不是因为我爱他，而是因为我刚刚谈成了一笔几十亿的大生意，心情好，随手打赏的。那辆车对我来说，不是礼物，是炫耀我成功的工具，是堵住他找我要钱的嘴的筹码。”
“我打他那一巴掌，也不是因为我真的想教育他，而是因为他让我丢了面子，让我在生意对手面前抬不起头。我维护的，从来不是什么交通规则，不是什么社会公德，只是我林国栋那可怜的、自私的虚荣心。”
这位在外面永远说一不二、威严冷峻的男人，此刻，却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对着玻璃窗内那个毫无知觉的儿子，进行着迟到了太久的、最深刻的忏悔。
“我把他送进部队，嘴上说是为了让他锻炼成才，可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自嘲地笑了笑，笑声里充满了苦涩，“我是觉得他是个麻烦，是个污点。我希望那个铁打的军营，能把他这个麻烦，关起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我甚至恶毒地想过，就让他在里面吃一辈子苦，也比在外面给我惹是生非要强。”
“我把他，当成了一件需要修正的、失败的作品，一件可以随意丢弃的、家族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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