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寂静,只有他翻动报纸的窸窣声。
良久,他放下剪报,背靠椅背,闭上眼,食指轻轻按压着太阳穴。文章中的悲愤与激情,透过文字扑面而来,他并非无动于衷。那种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惧,他感同身受。然而,一种更为强大的理性思维习惯,立刻开始分析、拆解这篇文章。
“拒和、迁都、练兵……”他低声自语,仿佛在与文章对话,“皆应急之策,固有其理。然‘变法’诸款……”他重新睁开眼,目光落在那密密麻麻的“富国之法(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养民之法(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之法(设学堂、倡西学、改科举)”等条目上。
“康南海……不愧是今文经学大家,善于条陈,气势磅礴。”他评价道,语气听不出褒贬,“然此类条目,多源自《校邠庐抗议》、《筹洋刍议》乃至西洋政书,排列组合,汇成一炉。其见识,远超前人;其心志,令人钦佩。”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然则,如何实行?由谁实行?财政从何而出?阻力如何化解?新旧利益如何调和?人才从何而来?科技根基如何奠定?……文中或语焉不详,或过于理想。”
他想起自己在“寿安堂”推行一点点改良所遇到的艰难,想起那堵无形的“习惯”之墙。改变一个药铺尚且如此,改变一个帝国又将遇怎样的阻力?这些慷慨激昂的条目,在他眼中,仿佛一幅宏伟但笔触过于写意的蓝图,缺乏支撑其实现的、严谨的工程结构。
他并不认为康有为是空谈。相反,他相信康有为的真诚与学识。他只是基于自己的知识背景与处事经验,本能地怀疑这种“自上而下、全面规划”的变革模式的可行性。在他看来,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科技与实业的进步,更像是有机体的生长,需要适宜的土壤(教育、研究氛围)、养分(资本、政策)、以及时间。一纸诏书,纵使英明,也无法让铁树即刻开花。
他提笔,在一张便笺上写下几行字,与其说是评论上书,不如说是给自己看的笔记:
“上书者,志士之血诚,时代之先声。可敬,可叹。然救国如医国,诊断固需明晰(上书之功),药方更需审慎(实行之难)。非仅改弦更张(变法),尤需培元固本(格致、实学、民智)。今之论者,多重前者而忽后者。恐疾未愈,而元气先伤。”
写罢,他摇摇头,将便笺夹入一本英文版的《生理学原理》书中。他知道,这番还算冷静、周全的思考,在眼下这举国悲愤、渴求速效灵丹的氛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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