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月的北京城，白日里暑气蒸腾，灰尘在干燥的空气里浮沉。但当暮色四合，暑热稍退，这座帝国的都城便显露出它深不可测的另一面。胡同深处的阴影，宫墙之下的寂静，以及那些在灯火明灭的厅堂楼阁中，悄然流动的权谋与算计。
谭嗣同与梁启超抵京已有数日。他们被安置在宣武门外南横街的“粤东会馆”，这里聚集了不少在京的广东籍维新志士，康有为也常在此处落脚。会馆里终日人来人往，空气中弥漫着汗水的咸涩气味，也裹挟着人们心头翻涌的兴奋与焦虑。各省响应诏书保举的人才陆续抵京，等待召见；各种变法条陈、章程草案在这里汇集、讨论、修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是夜以继日，起草奏折，联络同僚，试图将皇上的决心尽快化为具体的政令。
谭嗣同甫一安顿，便展现出惊人的精力。他不像梁启超那样擅长案头文章与理论构建，更像一把急于出鞘的利剑。他频繁拜会京中倾向于维新的官员，如徐致靖、杨深秀、林旭等，了解中枢动态，力陈湖南新政经验，言辞恳切而激烈。他尤其关心军事，多次询问新建陆军（袁世凯部）及聂士成武毅军等新军相关部队的情况，认为“无新军，则变法无保障”。
然而，兴奋之下，阻力已清晰感触。他们抵达次日，便听闻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人公然阻挠部员上书言新政；又过两日，皇上将阻挠言路的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朝野震动，守旧派人人自危，反抗情绪暗滋。皇上提拔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军机章京（史称“军机四卿”），令其参与新政，这一任命更被视为帝党与后党矛盾公开化的标志。任命下达那日，谭嗣同在会馆小院中，抚摸着那方象征参与机要的“军机处”腰牌，掌心沁汗，不是兴奋，而是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近乎烫手的责任。
“复生兄，”梁启超见他神色凝重，端来一杯凉茶，“军机章京，虽品级不高，却是要害。我等终于能近君侧，推行新政了。”
谭嗣同接过茶，一饮而尽，目光投向紫禁城的方向：“卓如，你觉不觉得，皇上……太急了。礼部六堂官，俱是满员，根基深厚，一日尽黜，痛快是痛快，可也把刀子递到了别人手里。”他压低声音，“我今日去军机处应卯，那些老章京看我的眼神，冷漠如铁。皇上在乾清宫独对时，忧形于色，言及太后……唉。”
梁启超年轻的面庞上也掠过一丝阴影：“康师也深以为忧。太后虽退居颐和园，然军政大权、二品以上官员任免，仍需请懿旨。荣禄督直隶，握京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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