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拥有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公众号便发布了一篇题为《虚拟伤痛秀？警惕历史记忆的过度消费与伦理越界》的长文。文章质疑“记忆库”利用“尚未完全证实”的个人悲剧进行“情感绑架”，指责其“以铭记之名行精神恐吓之实”，认为这种“沉浸式苦难体验”可能对体验者造成“不可逆的心理创伤”，并质问“将个体的悲惨命运如此具象化、甚至娱乐化（指VR形式）展示，是否是对逝者的二次伤害？”。文章迅速在特定圈子内传播，并与之前反对教材修订的声浪合流。
更棘手的情况接踵而至。两天后，一位自称来自南方某市、姓杜的律师联系了“记忆库”项目组和档案馆。他声称代表一位客户，这位客户家族中有一位长辈在抗战时期于东北失踪，名字恰巧也叫“福根”，年龄籍贯也有相似之处。客户家族对“记忆库”未经他们明确知情同意，就将“福根”这个名字与731部队受害者公开关联表示“极大震惊和严重不安”，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家族的正常记忆与情感”，“在未提供确凿遗传学证据的情况下，贸然将家族先人与如此惨痛的历史事件绑定，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要求项目组立即撤下相关单元信息，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林薇和陈思源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从程序上，杜律师客户家族的出现，恰恰说明了“记忆库”触及了真实的历史神经；但从情感和法律上，对方的诉求也并非全无道理。在DNA比对无法进行（缺乏客户家族样本或确凿的“477”号遗骸DNA）的情况下，“福根”这个名字确实成为了一个悬置的、可能引发争议的符号。
“我们可能遇到了记忆重构中最典型的困境，”陈思源在紧急内部会议上说，“当历史从宏观叙述下沉到具体个体时，必然会与现存的、活着的记忆和情感发生碰撞。这个‘福根’可能是我们寻找的‘477’，也可能不是。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百分百的证实，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种不确定性，如何平衡追寻历史真相的责任与对生者情感的尊重。”
林薇揉了揉眉心：“技术手段上，我们可以立即在那个单元加上更醒目的‘信息推定性说明’，并提供一个通道，让任何有类似关切或信息的家庭可以与我们联系，共同核实或修正。但撤下单元……我认为不妥。这不仅仅关乎一个‘福根’，而是关乎我们对待所有无名受难者的基本态度。如果我们因为一个潜在的身份争议就退缩，那么无数其他根本无法找到后人的无名者，他们的记忆空间岂不是更加脆弱？”
项目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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