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下午，功德林组织政治学习。内容是华夏的民族政策和西南剿匪形势。
主持学习的是管理所教育科科长，一个三十多岁的转业干部，姓赵。他先念了一段文件，然后让大家讨论。
杜与明举手发言：“赵科长，我有个问题。报上说西南土匪有十几万，这么多人中，肯定有被胁迫的普通百姓。解放军剿匪时，怎么区分匪首和胁从？”
赵科长点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土匪头目、血债累累的骨干，坚决镇压；对于被胁迫参加的一般匪众，只要放下武器，坦白交代，一律宽大处理。对于主动投诚、立功的，还会奖励。”
黄伟插话：“那要是土匪化整为零，藏在老百姓家里，解放军怎么找？”
“依靠群众。”赵科长说，“土匪祸害百姓，群众是受害者，也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只要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土匪就无处藏身。”
李宇轩静静听着。这些政策，他在国民党时期也推行过——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国民党的问题是，口号喊得响，执行不到位。地方官吏腐败，军队纪律涣散，所谓“安抚百姓”往往变成“骚扰百姓”，最后百姓反而倒向土匪或共产党。
现在共和做的，正是国民党想做但没做成的事。
“李将军有什么看法？”赵科长突然点名。
李宇轩回过神，想了想说：“赵科长刚才说的都很对。我补充一点：西南多山，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剿匪除了军事清剿、政治分化，还要修路。路通了，解放军的机动能力增强，物资运输方便，老百姓出行、贸易也方便。路通，则政令通。政令通，则民心安。”
这话说得实在。赵科长眼睛一亮：“李将军说得对！我们第二野战军现在就是一边剿匪，一边修路。刘司令员和1516副主席说过，‘要把公路修到每一个县城，每一个乡镇’。”
学习会开了两个小时。散会后，杜与明对李宇轩说：“主任，您刚才说得真好。修路这个，确实是关键。”
“当年我在西南时就想修，”李宇轩说，“但没钱。抗战刚结束，百废待兴，国民政府财政空虚，拿不出钱来修路。现在共和……应该也缺钱，但他们能发动群众，义务劳动。”
“这就是组织力的区别。”王耀五感慨，“国民党喊不动老百姓，共和一呼百应。”
正说着，刘广志走过来：“景公，有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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