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去镇上，就是为了这个？”
“嗯。”
“你攒了多久？”
“两个多月。”
父亲把信封合上，放在膝盖上。他又点了一根烟。这次他的手没有抖，打火机一次就着了。烟雾在他面前慢慢升起来，遮住了他的表情。
“那个女人叫什么？”他问。
“邱玉林。”
“她知道你在为她攒钱吗？”
“知道。她一开始让我别干，说太累了。后来看到我拿到的第一个信封，哭了。”
父亲又沉默了。他抽完那根烟，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按灭，然后站起来。他的腰在站起来的时候发出咔嗒一声响——那是常年扛水泥留下的后遗症。他把信封还给杨晓东。
“你这孩子，”他说，“像你妈。你妈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认准了一件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杨晓东看着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的脸上似乎浮起了一丝极其微弱的笑意，但转瞬即逝。他伸手在杨晓东肩膀上拍了一下——不是责罚，而是一种沉默的认可。那只手上的老茧硌在杨晓东的肩胛骨上，硬邦邦的，但杨晓东觉得那是他这辈子感受过的最温暖的力量。
“但是，晓东，”父亲的声音变严肃了，“邱家不会同意你们的事。不管你做多少，不管她弟弟是不是站在你们这边——邱家的门不是我们能攀得上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不是在泼你冷水，我在告诉你事实。我在码头上活了半辈子，见过太多次这样的事了。”
“我知道。”杨晓东说。
“你知道还去做？”
“知道和做是两回事。知道可能会输，但不做一定会输。”
父亲看着他，良久无言。海风吹过院子，吹得晾衣绳上的衣服轻轻晃动。厨房里的水声停了，母亲在擦灶台。电视里动画片放完了，妹妹换了一个台。
“你长大了。”父亲说。
“我十四了。”
“不是年龄，”父亲说，“是这里。”他指了指杨晓东胸口的位置——那个口袋里装着贝壳碎片的位置。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屋子。脚步声很沉，但比平时多了一些什么——也许是释然，也许是某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情绪。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那个信封——别让你妈知道。她操心的事够多了。”
“嗯。”
“还有，码头上那些人说的话，你不用管。你爸在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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