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计算结果。
绸缎庄三年差额：三千四百七十两。
粮油铺两年差额：一千八百两。
杂货铺一年差额：三百两。
总计：五千五百七十两。
他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私章，把纸递给沈鸢。
沈鸢接过纸，仔细看了一遍，折好收进袖子里。
“孙账房，谢谢你。”
孙账房苦笑了一声：“二姑娘，老奴只能说——您比老奴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但老奴还是要劝您一句——大房背后的人，不是您一个人能对付的。您要多加小心。”
“我知道。”沈鸢站起来，“翠儿，送孙账房出去。”
翠儿应了一声，领着孙账房出去了。
沈鸢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手里捏着那张纸。
孙账房的签名和盖章，让这份计算结果具有了法律效力。加上林伯的底稿，两份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大房在铺子账目上做了手脚。
但这还不够。
她还需要证明这些被贪墨的钱，最终流向了哪里——是周氏的个人腰包，还是通过周氏流向了太子党。
如果是前者，周氏只是犯了家规，最多被宗族责罚。如果是后者，那就涉及到了朝廷的贪腐案，可以直接捅到大理寺去。
沈鸢把纸收好，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材料——她让林伯整理的，关于周氏近十年的大额支出记录。
林伯虽然被辞退了，但他在沈家干了三十年，人脉广，消息灵通。他通过几个还在府里干活的旧相识，打听到了周氏这些年的一些大额花销。
永昌二年，周氏在城东买了一处宅子，花了三千两。
永昌三年，周氏在老家置了一百亩良田，花了二千两。
永昌四年，周氏给沈明远捐了个官，花了一万两。
永昌五年，周氏给沈明昌娶亲，聘礼花了五千两。
永昌六年，周氏在城郊建了一座别院，花了四千两。
……
沈鸢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得出一个惊人的总数——近十万两。
而沈家大房的合法收入，满打满算，一年也不过三四千两。十年下来，最多三四万两。
多出来的六七万两，是从哪儿来的？
答案只有一个——从二房的三间铺子里贪来的。
但这笔账，不能直接算。因为周氏可以说那些钱是“做生意赚的”，或者“娘家陪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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