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卧着，双腿微屈，一只手枕在头下，另一只手平放在身体侧面，手指微微张开，像是在睡梦中松开了握在手里什么东西。
不是死于暴力，更像是走进这个凹陷，放下随身携带的东西，靠墙躺下，再也没有醒过来。骨骼的颜色不是象牙白，是灰黄色的，像被时间的灰尘一层层浸透。
骨骸的衣物已经完全腐烂，只剩下几片灰褐色的布料残片贴在骨骼上。但在它的胸骨上，放着一本保存得相对完好的笔记本，用油布仔细包裹着，像包扎伤口一样一层叠一层，形成了一个几乎完全密封的防水层。
我跪在那具骨骸面前，膝盖压在一块尖锐的碎石上，却没有感觉到痛。
我拿起那本笔记本，翻开封面。
封皮内侧贴着一张标签，上面打印着：“黑石公司·生物研究部·现场记录”，以及一行手写的编号，墨水已经晕染得看不清了。
第一页上，用钢笔写着一行工整的字迹——不是西班牙语，不是英语，是中文：
“陈远亲启。”
那三个字写得很慢，每一笔的起笔处都有一个小小的顿点，收笔处还有一个小小的回锋，像是在刻碑。
我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整个人的血液像是被注入了冰水，又像是被某种超越理解的东西贯穿。周围的声响——阿帕奇的呼吸、笛哥滋削木头的节奏、从凹陷顶部灌进来的风声——都在同一瞬间被抽走，只剩下我的心跳在胸腔里一下一下地撞击，像有人在我的肋骨内侧用力敲门。
我的手在翻页时抖了一下——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某种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命名的东西。
我缓缓靠在墙边坐下，翻开第一页，看着那工整的墨蓝色钢笔字：
那封信的笔迹很熟悉——不，不是熟悉，是很像一个人。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的字迹，只是在别的地方感受过同样的笔触力度和用笔习惯。
那是艾拉拉·万斯的字迹。
但这本笔记本里写的，不是她作为生物研究员的实验记录。这是一本个人日记，记录的日期从1998年开始，比她作为黑石公司研究员正式入职还早了三年。
而第一页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明白了——这具躺在我面前的骨骸，就是她本人留下的最后痕迹。
不是C-7营地旁边消毒室墙角那具遗骸。那具遗骸穿着她的衣服、握着她的笔、坐在她的位置上——但那不是她。
她不是死在C-7营地旁边消毒室墙角的那个人。那具遗骸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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